律師界 不可思議的奇人~李聖隆律師專訪
律師界不可思議的奇人
為台灣病人人權 無怨無悔 見證37年
李聖隆律師專訪
李聖隆律師，民國51年，考上台大法律系，那一屆，他台大的同班同學中，出了兩位法務部長：陳定南、曾勇夫，還有一位司法院副院長：謝在全。
他本人的法律，也不含糊，大學一畢業，民國55年，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，姚嘉文是他的同學；研究所一畢業，馬上通過律師考試。隨後，進入行政院法規會上班，負責醫藥衛生的法規與訴願審議業務。
在那個年代，以他這樣的法律素養表現，並且已經取得了律師執照，再加上同儕人脈，想要讓日子不好過，其實也很難，偏偏，他堅持用「興趣」過日子，他只想用 他的法律專業，為「病患人權」打拚，所以，他選擇了一條人少且艱辛的路，三十七年來，他只打一種官司─「醫療訴訟」。一路走來，他曾艱辛到靠借貸過日，更 曾整整半年沒有收入，然而，這份堅持三、四十年來從未改變。
問他，人生如果重來，還是會做一樣的選擇嗎？
他說，當然還是會一樣。
問他，這些年來，最大的成就是什麼？
他說，他擁有「方向的成就感」。
人生的苦惱之一，就是茫茫然，不知何去何從，李聖隆用法律當舟船，用「病人人權」當方向，讓他的人生旅途，一路走來，看到他想看的豐富一面，也讓我們看到擺脫物慾與虛名後，理念的可貴。
32年次的李聖隆律師，是國內「唯一」專打醫療訴訟的專業律師！
他從民國63年開始執業當律師迄今，在長達37個年頭裡，除了極少數親朋好友非接不可的其他雜案之外，他只接「醫療訴訟」的案子，而且，更不可思議的是，他所接的「醫療訴訟」案件，還限定只替「病患」打，不替醫師、或醫院打。
不羨同儕 飛黃騰達
獨行 人跡稀少的路
律師，只打「一種」（醫療訴訟）官司，已經夠稀奇了，竟然在這一種官司中，還限定只接其中的一方（病患），另一方（醫師）不接，這麼少見的奇人，堪稱國內律師界首見。
問他原因為何？
他的答案很簡單，他說，醫師或是醫院財團，他們要找律師很容易，但是，病患會遇上醫療訴訟，窮的農人工人居多，他們要找肯專心用心，為他們打官司的律師比較難。
李聖隆這樣的理念和堅持，一做就是37個年頭，在這快要邁進四十年的歲月中，他曾經入不敷出，還要靠回家忝顏向父母伸手借貸渡日；曾經因收入不夠維持辦公室開銷，只好將辦公室和住家，擠在一起，將就過日。
最慘的是，開張後，整整半年，沒有任何生意上門，足足熬了六個月的「冷清」，才開張接了第一個案子！
這些物質上的艱辛，不但不足為外人道，甚至是怕為外人知。
尤其當年一起唸台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學、或是出來開業當律師的同業同道，有的早已飛黃騰達，有的更是日進斗金，他卻獨自一人，且經常阮囊羞澀，既無掌聲，更無高酬，彳亍於不可能賺大錢，也不可能出鋒頭的醫療訴訟領域。
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和興趣，他讓自己的生活領域，一切都極為簡單化：工作內容簡單化，工作夥伴簡單化，工作流程簡單化。
事務所裡，就他一位律師，不再多聘律師；追求訴訟品質的李聖隆律師認為，新手律師寫的狀子，看不滿意要再改，不如自己寫，來的快。
工作夥伴則是除了一位助理之外，沒有別人。
他的行程更是簡單，閱卷、開庭、寫狀子、讀書研究、大學教書、演講，全都是事先自己一個人搞定。
生活裡幾乎沒有應酬，每天，重覆同樣單調的事，他不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好，因為，這是他的興趣。
全心繞著 興趣轉動
信念專一 投入扶弱
這興趣，他在大學時，就已經發現，大三時，他就常常往醫學院的圖書館跑，尋找醫學與法律相關的資料。
他印象最深的是，唸大學書時，自台灣第一件眼角膜移植的手術起，他就開始注意到它的法律問題，他的碩士論文探討的，也就是人體器官移植的法律責任研究。
就像他曾在律師公會寫的文章中，形容自己，興趣讓他像那「陀螺」一般，一直轉，他會讓它一直轉到它轉不動才停。
只是，這個很有恆心的陀螺，啟動實在太早，早到比台灣的「律師公會」之成立還要早，律師公會還沒成立，他就已經啟動（開業）。
「專注的興趣」與「專業的知識」做出高度的融合，這種生活方式在現代社會中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，李聖隆律師在已經實踐的一萬三千多個日子裡，讓一切顯得自然又習慣。
打官司，就像戰爭，總是有輸有贏，總是有辛苦有挫敗；讓他覺得最辛苦與最挫敗的部分，是他發現法庭上，法官沒有「同理心」，法官沒有辦法「體會」，所謂窮苦人家的「病人人權」。
他說，現實社會中，只有無權無勢的人，才會遭遇到「病人人權」的問題，有權有勢的病人，根本沒有「病人人權」的問題。
誠然，台灣的財團，為了享有生病時的高規格禮遇，多數會自己成立財團法人，直接經營自己財團的醫院，既可以賺錢，又可以享有自己手下的最佳醫療照護品質，財團老闆生病，財團經營下的醫院，不可能會讓老闆有「病人人權」的問題。
就算不是財團，其他權貴生病，總也立刻有人利用關係，安排最權威的醫師，最好的病房，讓權貴免於「病人人權」的折騰。
此外，醫院為了作好公關，免於訟累，只要遇到法官、檢察官來就醫，也多是特殊禮遇。
最為典型的例子是，中部地區有家宗教醫院，每年固定幫當地法院的法官們，安排定期健康檢查，甚至，一有新人（法官）來報到，就先安排特別門診來做健康檢 查，當地每位法官的「健康資料」，該醫院瞭若指掌，巧合的是，該醫院在當地法院當「被告」的醫療訴訟，「一審」從來沒有打敗過。
李聖隆律師為了台灣的病人人權，堅持只打一種官司的作法，基本上，是一種自討苦吃的作法。
因為，這種執業方式，他的官司一定是「敗訴多過勝訴」，當律師受任當代理人，案子輸贏結果歸當事人自負，但，代理人投入心血，打輸官司的挫敗感，還是很惱人，長期下來，李聖隆他又是如何應付這種情緒呢？
李聖隆律師承認，確實，多年下來，他的案子是敗的比贏的多，為此，他笑笑的指著他每天寫狀子的辦公桌對面，原來，他的辦公桌對面，就放著偌大的一片木雕，木雕上頭一個「忍」字。
他說，每每打輸官司，回來辦公室，看著那個忍字，心上有把利刃，就提醒自己凡事多忍耐，看開一點。
37年不輟 無怨無悔
成為專家 締造經典
世事總是相對的，有辛苦、有忍耐，必然也有代價。
他得到的代價是，他的當事人官司打輸了，不但不曾抱怨，更是沒有任何怪罪，有的，對他心存感激，甚至，還幫他介紹案子；此外，他還遇到判他代理的案子敗訴的法官，也介紹親友找上門，要他當代理人的情形。
代價可分兩種，一種是主觀代價，一種是客觀代價。
打官司，得到當事人的信任與感激，那是心理主觀價值的代價。
客觀價值的代價則是，國內大學醫學院，開設「醫事及衛生法律」課程時，他總是第一個被考慮的人選，就是律師公會開班，對同業律師開課講授「醫療訴訟」的課程，他更是不二人選，該課程由李聖隆主講的參與人次，都已經超過三萬人次。
還有，打開六法全書，在民法「侵權行為」篇章中，都會看到一個案例，那是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56號的民事判決，裁判要旨載明的是：所謂「可容許之危險」的「免責」界限，這個「界限」就是李聖隆律師為他的當事人纏訟將近四年多，最終打出來的重要結論。
同時，這個結論也已經成為民法「免責界限」的一個重要結論。
該案的對手，是當時全國醫師公會的理事長吳坤光，行醫數十年，卻將「雙胞正常活胎」誤診為「單生異常死胎」，擅自動手術進行兩次人工流產，造成孕婦子宮、小腸多處穿孔，孕婦不甘，打官司請求賠償。
民事損害賠償官司，主要就是確定「責任所在」的界線為何？易言之，就是「責任」的「劃線工程」。李聖隆透過該案，將醫師的「免責線」劃出一道清晰且成為經典的分際。
教書、打出名判決，這是國內的成就，李聖隆更有名的成就，是參加台灣有史以來，最大規模的「涉外國際藥物公害」民事求償事件。
「大日本製藥株式會社」透過台灣經銷商「順裕貿易有限公司」在台銷售的「沙利竇邁度」藥物，會造成畸型兒，該藥主要適用對象是孕婦，服用後，可防止噁心嘔 吐，且易於入眠，但德國人類遺傳學者李茲(Dr.W.Lenz)博士於1961年正式發布研究報告，指出該藥應回收，德國政府也正式警告該藥是導致畸型兒 的主因，我國政府於1962年也正式禁止製售。
該藥造成的公害，西德約有六千人受害，英國約有八千人，日本約有350人，台灣則有38人。
1974年台灣民選立委吳基福，以立委身分提出質詢，並以自家報紙（吳為台灣時報發行人）發動報導呼籲民眾參與求償登記，同時組成團隊，向日本提出求償。 團隊中，負責法律部分的談判代表，就是李聖隆律師，當時提出登記的求償案例有239人，經德國人類遺傳學專家李茲專程來台，一一鑑定之後，確認33例為該 藥物所導致，最後，台日雙方成立補償人數38人。1976年簽下協定書，日方給付台幣2385萬元作為補償。
李聖隆律師參與該案談判，前後逾時一年半，開會達五十餘次，也是醫界以外，唯一的一位法律界人士。
見證病人人權演進-
醫療法 帶來突破
李聖隆律師，有理念堅持，當然會有孤單落寞，辛苦挫敗，當然會有溫馨回饋，雖然，歷經三十多年的付出，但那畢竟都還只是「個人經歷」；他的堅持中，最重要的應是，他如何「見證」了台灣這三十多年的「病人人權」之「演進史」？
提到台灣病人人權的演進史，李聖隆律師馬上不假思索的背出明確的日子，他說，台灣「病人人權」最重要的一役，應該要算是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24日通過的「醫療法」。
他說，這法律的開宗明義第一段話，就說明了主旨：「為…提高醫療品質，保障病人權益…特制定本法。」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這個法律明定，醫療機構實施手術， 必須「取得同意」、「說明」及「危險告知」等等之義務！（按，醫療法63條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，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 因、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，並經其同意，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，始得為之。）
李聖隆律師指出，此法通過前，「醫療訴訟」根本沒辦法在法院公平進行，因任何法院接到醫療訴訟的案子，幾乎都會接受被告醫師或醫院的主張：「送鑑定」，而案子只要一經「送鑑定」，幾乎就等於已經結束了。
在那個年代，負責鑑定的委員們，都是醫界的大老，都是醫師的老師或教授，別說是護短，而是根本不可能去認定自己教出來的學生或同事，會有任何法律上的醫療民事侵權責任，更遑論醫療刑事責任。
但是，「醫療法」通過以後，情形不一樣了，醫療行為的法律責任不再是以「鑑定」為唯一認定途徑，在法律責任上，醫療機構的「責任」被明確要求，必須「取得 同意」，必須負起「告知義務」，這種「法律責任」的「明文要求」，可以與民法184條第二項的請求權基礎結合，終於讓病人的人權保障，向前邁進一大步。
不過，李聖隆律師回憶，單單法律通過是不夠的，因為法院的法官如果沒有概念，人民還是無法確實擁有該權利，「權利」是要「有判決」才能取得，不是「靠法條」就能取得。
醫師 舉證責任加重
病患 勝訴比例提高
還好，「醫療法」通過之後，學術刊物慢慢開始有討論的聲音、媒體也開始或多或少的有所報導、最為實際的「訴訟案例」也逐漸在增加。李聖隆律師記得的印象是，民國八十年以後，法官開始有概念，判決取得勝訴的機會，慢慢出現。
「病人人權」的「第一個」重大突破與形塑，如果是在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年間，那「第二個」重大突破，則是在民國八十九年修法通過的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的「但書」。
該條文原本規定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。修改後，多了「但法律別有規定，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不在此限」。
眾所周知，打民事官司的一句名言：「舉證之所在，敗訴之所在」，意指「誰負責舉證，誰往往就要吃下敗戰」，因為，舉證的有力成立，往往是訴訟中，最為困難的部分。
一般民事借貸欠錢的舉證，都已經很困難了，更何況，牽涉到醫學上的侵權責任，因此，有了這個「但」書，則可以讓「病人人權」再向前邁進了一步！
畢竟，病人的醫學常識和相關的辨識能力，和主治醫師相比，要由病人來負責舉證，當然是「顯失公平」，再說，病人在就醫過程中，如完全依照醫師所囑，接受醫 療行為，則根本沒有危害自己的能力與意願，因此，該法條一修之後，「舉證責任」更進一步有了變換，開始變成醫師要負起「舉證」責任，「證明」其醫療行為 「沒有過失」，才不會「顯失公平」。
雖然，有了這兩個重大突破，事實上，真正要達到病人人權的落實，李聖隆醫師認為，還有好長的路要走。
本質上，「醫病關係」中，醫師仍是立於給予者的施與，病患依舊是處於接受者的乞求，雙方還是存在「互動上的不平等」與「知識上的不平等」，加上政府對於這種不平等並不在意，立法及行政宗旨上，很少主動加以調整或改變，病人人權的領域，依舊是漫漫長夜！
許多法律人，投身法律時，總抱著滿腔熱血，要為社會爭取正義，要為窮苦人家討回公道，要為大眾爭取是非；然而，一旦踏入現實社會，面對生活壓力與現實誘惑，當年的熱情，往往成為最不願想起的記憶，昔日的信念，更是成了偶而口頭上的台詞，不再是行動準則。
李聖隆律師，外界認識的人不多，因為他不出名，事務所的案件，收費很普通，因為他不追求財富，但是，他的行事與堅持，卻為法律人的信念與實踐，樹立了最佳的典範。
（全文刊載於2011/6/1 法治時報６９期）
怎尾巴在搖狗！
訪談李聖隆律師之後，對台灣的司法，包括實務界、學術界，起了一份很好奇的想法！
為什麼，一個擁有這麼多菁英分子的專業領域，出名的律師、法官、教授，如果不是靠官方加持升官，就是靠媒體作秀，真正有實力，也應該被肯定的，反而很少被各界認識。
美國總統甘迺迪曾云，評斷一個國家，不只是看它孕育了什麼樣的國民，而是看它推崇什麼樣的人。
一樣的道理，評斷台灣司法，不是只看它培育了什麼樣的人才，還要看它們推崇什麼樣的人。
我們的司法與媒體，習慣跟著事件（issue）走，久而久之，司法本身變成一個沒有思想與沒有深度，宛如反射神經般的應急工具。
大事件走到哪裡，全國的法律焦點，就走到哪裡，法律的製造與辯論，充滿了大事件之後防弊的病理性，完全看不到有生機的建設性；法律最可貴的哲理與反省價值，幾乎都被事件的陰影取代。
在這樣的舞台上，運氣湊巧，在「大事件」中軋上一腳的人，就會趁機出名，就會變成英雄。
本來，「事件」本身是隻「狗」，「出名」是狗的「尾巴在搖」，結果，模式一再重演之後，喜歡出名作秀騙取掌聲的人，就強勢的變成有力的尾巴，反過頭來，搖起狗，主導了事件。
台灣司法，推崇的，似乎就是那些可以搖狗的尾巴！（黃越宏）
